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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年会体育下午快6点，上海的一个普通夏日，乌鲁木齐北路上一个不大的门脸前排起了长队。马路对面，一位蹬着自行车的大爷好奇地看过来，朝低头看手机的年轻人大声喊：“这排什么呢？”大家说，去酒吧听讲座呢。大爷摆摆手，蹬着车走了。

　　下午6点一到，店铺开门，人们鱼贯而入。虽说是7点的讲座，但开门不到几分钟，十米见方的小店就满了。更多人只能挤在吧台前面，像罐头里的沙丁鱼。店员不得不在门前立起一块小黑板，在上面写上：“抱歉，讲座已客满，21:00恢复接待。”又在黑板边缘加上了几行小字，“天气太热了，院子里坐人，真的会中暑。”但人群很快就从店里漫溢到院子里。吧台旁本来有一台投影仪，但对于围在店门口的听众来说，它的放映明显不够用了。后来，店员只能再搬出一台笔记本电脑放幻灯片，靠听众里的志愿者举着，由吧台后的主讲人嘴动指挥翻页。

　　和不远处喧嚣的商圈不同，乌鲁木齐北路原是一条十分安静的马路，坐落着一栋栋始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式里弄住宅。这家名叫“街垒”的酒吧就藏在其中一栋沿街的住宅之中，小小的店面，像是动物在树干上挖出的一个树洞。但这个夏天，在酒吧开讲座的尝试让这条马路一下热闹了起来，连街角的羊肉串摊都多了不少顾客。

　　刘思琪是提出这个想法的人。今年5月，还在耶鲁大学读博士的他在结束了一个春季学期后，成为酒吧“所谓的主理人”，并开启了一系列学术讲座活动。我见到刘思琪时，他刚主持了一场纪念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座谈会。这位不久前刚逝世的著名学者以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和对质性方法的执着著称，他的研究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会后我和刘思琪走出酒吧，他兴奋不已，“我真觉得今天大家聊得挺好的，观众提的问题也非常有水平”。刘思琪转过头来寻求我的认同，还没等我说完，他开始打开手机刷小红书，不时地递过来给我看——离讲座结束还不到一小时，已经有听众把一篇四五百字的讲座感受发出来了。在深夜里开始安静下来的十字路口，沉浸在兴奋中的刘思琪突然回过头来跟我说：“我还是很难相信，这样一位学者去世之后，上海只有一间酒吧在做他的纪念活动。这么多人过来听我们讲座，你说，大家是不是真没地方去了？”

　　在耶鲁的学校网站上，刘思琪在一长串有关学术研究的自我介绍后加了一句：“我还是一名调酒师、咖啡师，和美食写手。”

　　和刘思琪吃了几顿饭之后，我发现他很少安静地享用食物。如果老板恰巧在边上，刘思琪便会在吃饭的间隙不时地抛出问题：桌上的菜用了什么食材、怎么烹制的，和当地的历史和文化有哪些关联……刘思琪的每一个问题都拉近了他和老板的距离，而且不断地让对方相信，这是个懂行的人。刘思琪自然娴熟且毫无负担的聊天风格一部分来源于模仿。他的“人生偶像”是安东尼·博尔顿（Anthony Bourdain），这位厨师出身的旅行节目主持人擅长在恰当的时候提出尖锐的问题，同时又不至于让对方产生不信任感。另一部分则是身为一个天津人的精气神。在他看来，天津人对幽默、讽刺甚至是一点冒犯的社交方式更加宽容，“我们鼓励这样的表达”。

　　大三时，刘思琪选择了到黎巴嫩交换。那时他在美国一所文理学院读本科，导师是一位“热心肠的黎巴嫩大哥”。在导师的课上，他开始对中东研究心生兴趣，这后来也成为他的专业方向。“如果你不是想去迪拜那种特别西化但不太会阿拉伯语也能活下去的地方，那就是黎巴嫩了。”在这个陌生的国度，刘思琪被激发出更多“非个人的对知识的兴趣”。

　　他也养成了喝酒的习惯。对于他来说，酒吧里混合了许多在平时的生活圈里不太会见到的人，“你可能这辈子都没见过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或者也门人。但当你在餐厅或者酒吧里和他们聊天时，就会发现大家都是人，都有七情六欲。你之前所建立的一些刻板印象与偏见也将因此而受到冲击。”酒本身也会降低人们的戒备，促进对话的发生。

　　开始读博士以后，有了全额奖学金和充足的生活补助，刘思琪手头逐渐宽裕了些。他从鸡尾酒喝到烈酒、清酒和葡萄酒，还在调酒师中遇到了很好的启蒙老师。在北京停留期间，他经常去朋友的一间社区店喝酒。时间久了金年会体育，也开始想进吧台试试。朋友同意他兼职做调酒师，但没有酬劳。即便如此，他还是觉得自己赚了，“店里有免费的酒供我练习，每个月省了几千块钱都不止”。

　　去年夏天，在上海，一个朋友去“街垒”尝一款新酒，发现这里好多人都在讨论哲学，让刘思琪也过来看看。他回复朋友，“我不喜欢哲学，也不懂哲学，但能肯定是一帮不学无术的人在那儿吹”。本想过来嘲讽几句，结果发现“哥儿几个都确实懂得不少，人也不错”。结果刘思琪变成了“一个礼拜去一回”的常客。再到后来，刘思琪加入了酒吧的团队，又在5月份把酒吧接手过来，成为新一任的“主理人”。

　　虽然名为“主理人”，但刘思琪对自己职责的理解是金年会体育，“找个地儿，办几场活动，顺便见见我自己的朋友们”。做调酒师的时候，刘思琪就喜欢“跟人聊两句”，从历史研究聊到经济学实验，其中不乏有关“正经学术”的话题。“我就想跟人聊这些事儿。”但他发现，很多人并不清楚社会科学研究到底在做什么，“大家总是说人文社科，但人文和社科压根就不是一码事儿……你不能用一些哲学式的抽象讨论去解释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事情，解释现实还得用实际的证据。”在刘思琪看来，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关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都有巨大区别。社科过去几十年对于定量方法的转向和重视，对于定性方法严谨性的追求，也经常不被大家所理解。既然如此，那就办几场讲座，全部活动免费参与，不需要买酒消费就能听，“有了好的参考，才能好聊天”。

　　八毛是刘思琪最先找来合作讲座的朋友之一。2017年，还在读本科的刘思琪去芝加哥开学术会议。当时，一位在国内外都炙手可热的青年学者刚刚结束演讲，十几个想申请博士的学生上去跟他握手，排队跟他聊天。刘思琪和几个同学留在了台下，悄悄吐槽“这帮人也太谄媚了”。后来，这几个人都成了刘思琪的朋友和论文合著者，八毛就在其中。目前已经在深圳一所高校任助理教授的八毛依然和刘思琪保持联系，在他眼里刘思琪很特别，比如大部分人做研究都是从文献里找问题，但刘思琪“不是一个很老实的学生”，他的问题经常是从观察或者聊天中来。两个人在一起时，经常讨论有哪些有意思的现象可以做研究，这些现象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后来，他们把不少想法都写成了论文，有些甚至发在学科内最顶级的期刊上。

　　今年5月，八毛到上海参加朋友的婚礼。刘思琪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跟八毛讲：“哎，你过来给我开讲座。”

　　八毛最开始没太当回事，准备讲讲自己最新的一篇论文，主题是“酒精社交、信任与社会科学中的实验方法”，刚好和酒吧也有点关系。但他发现完全行不通，因为“学术讲座和面对公众的讲座逻辑完全不一样”。开学术讲座，八毛习惯先讲研究背景、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比如这篇就是在用信号传递效应来解释酒桌上的一些现象”，但在面对公众的讲座中，“故事得倒过来写”。比起“样本是如何选择的，回归应该怎么解读”，大家可能更在乎的是“这个现象比较奇怪，我想得到一个解释”。因此，讲座开始时，八毛先提出了一个和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在商务宴请中喝到吐？接着慢慢引出假设，“在酒桌上喝到吐，可以增加博弈双方之间的信任”，然后再接着讲，“为了验证这个假设，我们做了怎样一个实验”，就好像是在讲一个“这个研究是怎么做出来”的故事。

　　刚接到刘思琪的邀请时，八毛曾十分怀疑，“谁会来酒吧听讲座？”但第一场讲座就爆满，“我在吧台的角落里讲，知道外面站了一些人，但后来才知道人都排到街上了”。一些问题的专业程度也有点出乎八毛的意料：其中一个是某学术期刊的审稿人也曾问过他的问题，另一个是听众问他：“在商务宴请中，不同性别的销售员所面临的情境有什么差异？”这个问题八毛也很关心，只不过因为数据的限制没能在论文中展开分析，没想到听众抓住了要点。

　　酒吧里的讲座和学校的课堂也不太一样。上课的时候，经常是八毛问了问题，底下没什么反应，偶尔有学生好不容易挤出几个字来答。八毛只能动用更多的教学辅助工具，在屏幕上展示一个二维码，学生扫码之后，在手机上回答八毛抛出的两三个问题。写完之后，大家的答案就同步显示在屏幕上。有时候八毛会点名一两个学生，说张三做得挺好的，来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这么想。八毛发现，和举手发言相比，现在的学生似乎更能接受这种安静的互动方式。没想在酒吧讲课反倒给了他不一样的体验。

　　接到刘思琪的邀请时，Lokin没想太多就来了，因为他们很早就确认了这件事的意义。Lokin和刘思琪相识于一个暑期学校。在设计课程时，两人就讨论着，在所学的社科知识里，有哪些适合没有社科背景的普通人。在最后，他们选择了“因果推断”。

　　刘思琪相信社会科学能帮助普通人更好地生活，比如说，“相关性不等于因果”这件事情听起来非常简单，但我们的生活中却有太多的错误归因。有一段时间，刘思琪的爸妈沉迷一种保健品，而且经常往微信群里转相关的文章。刘思琪就不断地问爸妈，有没有可能是你没吃保健品就自己好了？到底是保健品本身有用，还是一种“安慰剂效应”？最开始爸妈会反驳几句，但刘思琪说得多了，爸妈也开始觉得有点道理。所以他的期待是，听众对于“相关性不等于因果”能有更多认识，面对一些耸人听闻的自媒体标题的时候，可能就能马上意识到其中的问题。

　　Lokin则用“笃信”描述自己和因果推断的关系。在美国读本科时，Lokin的导师是推崇“政治学科学化”的领军人物。受导师影响，Lokin也认为，因果推断能更科学地评价一个结论的可信度，“研究问题可以从定性研究中来，但证明一个观点，必须要使用统计学的方法”。Lokin对这套研究范式的“笃信”可能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她高中时就去美国读书。作为亚裔女性，她从十多年的留学生活中得出的经验是，要想在美国立足，只有在一个更客观和可靠的标准下，才能发挥自己的能力。而如果涉及太多主观的标准，“我更难证明我为什么比旁边那个人更好”。

　　本科时，Lokin也考虑过要不要继续读政治学博士，但考虑到政治学界“僧多粥少”的就业市场，她没纠结太久就选择了出路更广的法学院。即使换了领域，Lokin依旧在学习和工作中坚持使用“因果推断”的分析框架。比起“政府应不应该处死一个杀人犯”的规范性的问题，她更关心“执行死刑到底能不能降低犯罪率”这类现实问题。她也相信“因果推断”在法律上的应用潜力，“你需要用数据证明一些东西，才能把它推广成全国性的政策”。

　　在街垒酒吧的学术讲座中，刘思琪也特地设计了一个“因果推断”的系列。Lokin把在暑期学校上过的“因果推断课”延续到了酒吧的讲座之中。已经成为一名辩护律师的她在课程中加入了更多工作中遇到的例子：把家暴犯送去教育营对受害人究竟有没有实质性的帮助？法学院学生所开设的法律援助项目会不会帮更多的人拿到失业金？在分享案例的过程中，Lokin不断引导听众思考，“这个论点到底有没有道理？有哪些论据支持我们得出来这个结论？有没有一个近似实验的环境，有可能是相关性而非因果性造成了目前的局面？……”在酒吧里，Lokin能清楚地看到哪些听众特别的认同，又有哪些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些反馈也促使Lokin反思，还有没有更合适的例子，能更好地向公众传达因果推断的理念。

　　跟Lokin和刘思琪一起在暑期学校上课的，还有目前在塔夫茨大学担任助理教授的曹起曈。他和刘思琪一样，想做“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研究，两人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看到刘思琪在酒吧开讲座，曹起曈主动找过来，问自己能不能也讲一次。

　　虽然和Lokin有着相似的初衷，但曹起曈谈论“因果推断”的角度稍有不同。他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当代社会科学是怎么运作的。对于社科研究中的“因果推断”，一些人以为只是在逻辑层面做推演，另一些人则以为数据上的相关性就等于因果。但曹起瞳认为“这些都不是现在的社会科学进行因果推断的方式”，他说，现代数据科学带来了新的变化，比如大语言模型提供了成本更为低廉的实验方式，让学者们得以检测从前那些只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构想。作为研究者，曹起曈最关心的问题是，人的想法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受信息的影响，在什么条件下能发生改变。对曹起曈来说，在酒吧开讲座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实地调研机会，“你可以理解到我们做的事情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被社会所认知”，因为“社会科学不应该被局限在大学的象牙塔里。它本质上研究的就是社会上发生的事情”。

　　曹起曈原本以为街垒酒吧是一个“小资的场地”，大家吹着空调喝着酒，“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叫Revealed Preference，指个体所彰显出来的行为偏好。没想到这么多人愿意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听讲座，这非常感染我”。

　　“很多常识都是从学术界的共识转换而来。当一个学术知识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时，就会有一批学者试图把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挖掘出来，便于更多的人理解……这就是科学传播的过程。”虽然“因果推断”等社会科学知识的科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曹起曈的想法是，“我非常希望有一天它能变成常识，我也相信它有一天会变成常识”。

　　这天下午，酒吧还没开始营业，我和店员在院子里闲聊，一名男子径直走了进来，看到店里空荡荡后，他回头转向了我们。店员问道：“您是来喝酒的吗？”“这不是学术酒吧吗？”“我们有的时候有讲座，但也不是天天有……”听到这个回答，男子掉头离开了。

　　店员告诉我，自从街垒酒吧因为讲座火了起来，这个场景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学术酒吧”逐渐变成了一个“景观”。

　　先是“学术酒吧”开始被复制和模仿，之后各类商业邀约也找上门来。有平台找到刘思琪，说想要做一个“学术酒吧”主题的活动，一同被邀请做讲座的还有某脱口秀明星。在刘思琪看来，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这怎么能叫学术呢？你可以叫它圆桌讨论，叫它锵锵二十人行，但学术是有一套自己的规范和方法在的”。但刘思琪意识到，一年半载之后，“你在网上一搜，可能所有最多赞的帖子都是他们办的这些活动”。

　　批评也有了。最开始，刘思琪没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说他们的讲座是“伪学术”，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不就是大学里面讲座会有的题目吗？”也有网友质疑，讲师连博士学位都没拿到，怎么能做讲座呢？刘思琪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呢？耶鲁本科生的讨论课都是我们带的啊！”虽然一大半的主讲人都已经获得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但在刘思琪看来，有无博士学位从来就不是标准，更重要的是能否对讲述的题目有足够深入的了解。还有人问，这么多名校博士在酒吧搞讲座，你们是不是在做一种优等生聚会？刘思琪反问道：“你为什么觉得有人在某个领域懂得比你多一些是件坏事呢？你觉得我传达的方式有问题，或者是讲的东西太难了，这我可以接受。但有的人跟你说，你不应该给大家分享你对一个东西的理解，这就是他们的问题了。”

　　我的采访还没有结束，一天，刘思琪就在微信上告诉我，他不当“主理人”了，讲座也不做了。尽管大多数参与者都在“认真做笔记、用手机记录重要内容，提的问题也非常有深度”，刘思琪还是决定终止只办了一个夏天的学术讲座。一方面因为“太累了，需要很多资源”。为了办讲座，刘思琪几乎找来了所有能找的朋友，而所有人都是无偿讲授；另外一方面，“我不确定他们到底有多大的效果”。刘思琪又向我补充了他的解释，“效果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们到底是在让一些已经懂的人更懂，还是让不懂的人懂一点儿？我现在非常怀疑这个事情”。他本来希望来点“平时学自然科学的人”或是对社会科学“有点儿偏见的人”，但他发现，最后五期讲座来的都是社科专业的大学生，好多人问刘思琪怎么申请研究生，他开始感觉不太对劲。

　　再次见面时，刘思琪像一个泄了气的气球，“我很无力。我改变不了这些事情。那就算了”。他之后的计划是饮食写作。在他自己的公众号上，有一篇写香港美食的文章获得了42万的浏览量。“下面很多人夸我。”这让刘思琪觉得，文章或许是大家更能接受的媒介，“我觉得太好了，我以后就干这个，不再办任何公开的活动了”。

　　他很少再去“街垒”喝酒了，不过，时不时会到家附近的一个社区酒吧坐坐。这是一家只有熟客才会去的店，因为老板很“佛系”，从不做商业化的推广，“你有时候就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坐着，偶尔和人说两句话就可以了”。

　　（特别感谢Bianca、Nesta和阿明的帮助。应受访者要求，刘思琪、八毛和Lokin为化名）